请教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早期、中期、晚期的作品个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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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1851~1862)这是他的探索、实验和成长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发展和变化,个别作品带有模仿的痕迹。他后来作品中的一些基调和特色也已初具雏型。托尔斯泰早在1847年起开始写日记,以后一直坚持到晚年。大量的日记和书信,几乎占他的文学遗产的二分之一。日记是他朝夕反省和不断进行探索的心灵的纪录,也是锻炼写作、通过自身研究人的内心生活秘密的手段。像《昨天的故事》(1851)那样的早期作品,就是由日记扩充和艺术加工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许多作品带有自传性质,这首先见于最早发表的作品、在高加索写成的中篇小说《童年》(1851~1852)以及后来陆续发表的《少年》(1852~1854)和《青年》(1856~1857)(据他的构思还要写最后一部《青春》,构成长篇小说《四个发展时期》,但没有写成)。这个三部曲表现主人公如何在周围环境影响下成长。他不满自己,醉心于反省和自我分析,追求道德完善。作品洋溢着贵族庄园生活的牧歌情调,但也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尽管作家晚年说这是不真诚的。同一时期创作的《袭击》(1853)、《伐林》(1853~1855)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军事小说,是根据作者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这些作品克服俄国文学中战争描写的虚假的浪漫主义倾向,表现流血和死亡的真实场面,描写普通士兵和军官的朴素但却悲壮的真正爱国主义,揭示贵族军官的虚荣心和装腔作势。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的托尔斯泰才华的两个特点:“心灵的辩证法”(即写心理的过程)和道德感情的纯洁,主要就是根据上述作品概括出来的。 从他的心灵探索和精神面貌发展的线索来说,继三部曲之后的是:《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探索在农奴制下通过改善农民生活以协调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道路。这也是他亲自观察所得,因此能够“钻到农民的心灵中去”(车尔尼雪夫斯基语)。《家庭幸福》(1858~1859) ,有他同瓦·弗·阿尔谢尼耶娃爱情关系的反映,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篇作品。《哥萨克》(1853~1863,这是原计划中的上半部,下半部没有写完成),表达了作家要脱离自己环境、走“平民化”道路的初步尝试。主人公奥列宁厌弃上流社会的空虚和虚伪,在奇伟的大自然和纯朴的哥萨克中间,认识到幸福的真谛在于爱和自我牺牲,为别人而生活,但他未能摆脱贵族的习性,这幻想以破灭告终。这个“出走”的主题后来不断出现在作家晚年的作品中。在艺术上,《哥萨克》开始从心理的细致刻画转向客观地广泛描写现实生活的史诗画面,为创作《战争与和平》作了准备。 这个时期的其他作品:《两个骠骑兵》(1856)写父子两代人,作者欣赏父辈的热情豪迈的骑士风度,而鄙弃子辈的猥琐自私的实利观点。《阿尔别特》(1857~1858) 和《琉森》(1857)都是写艺术家的。前者的中心思想是“自由创作”问题,作品中宣称“美是人世间唯一无可置疑的幸福”,是作家一度醉心“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的产物。《琉森》以作家旅游瑞士时的见闻为基础,揭露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和资本主义同艺术相敌对的实质。但这里已出现否定资本主义文明的相对进步意义的倾向,他的批判又是从抽象的宗教、道德的真理出发,是托尔斯泰主义的最初表现。这篇作品的向往自然和归真返朴的思想在《哥萨克》和《三死》(1859)中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后两部作品并以大自然和接近大自然的人的意识作为衡量真理的尺度。这里有卢梭的影响。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因同农民接近,他开始直接描写农民生活。未完成的作品《田园诗》(1860~1861)和《吉洪和玛兰尼娅》(1860~1862)对古老的农民生活方式过分美化。《波里库什卡》(1861~1863)表现农奴制下不可能为农民造福的思想,女地主的“仁慈”却导致波里克依的自杀,作品充满了阴暗的色彩。在这部作品里作家第一次提出金钱万恶的问题。

  中期(1863~1880) 这是托尔斯泰才华得到充分发展、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时期,也是思想上发生激烈矛盾、紧张探索、酝酿转变的时期。托尔斯泰从1856年开始想写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在1860至1861年间写了开头3章(1884年发表;1877至1879年曾再用这个题材写了一些片断,但与原来的构思毫无联系)。他的注意力渐渐转移到关于1812年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1866~1869)。这不是遁入历史,而是试图从历史上给贵族阶级寻找存在的价值,用以解答当时解放运动应由哪个阶级领导的问题。但由于长期的亲身体验和同人民的接近,他深深感到人民在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从而使小说成为一部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史诗 《战争与和平》

  。 小说展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从1805年到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前夜。出现于前景的是两种类型的贵族。一类接近宫廷,谈吐优雅,雍容华贵,但道德败坏,利欲熏心,醉生梦死,崇拜法国文化,漠视祖国命运。另一类是理想化的宗法制的领地贵族,主要是罗斯托夫和包尔康斯基两家,忠厚慷慨,感情强烈,富于爱国主义精神。属于这类贵族的还有彼埃尔·别祖霍夫,他和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是中心人物。他们两人都不断进行思想探索,饱尝生活中的甘苦,都在卫国战争中了解到人生的真谛,并在精神上得到新生。最后安德烈因负伤死去,彼埃尔将成为十二月党人。 小说所热情歌颂的真正爱国英雄是人民,是许多平民出身的士兵和军官,他们朴实英勇,藐视死亡,和贵族军官的哗众取宠适成对照。小说还把库图佐夫写成人民智慧的体现者。他于单纯、平凡中见伟大,和作家心目中代表资本主义西欧的傲慢自负而实际渺小的拿破仑不同,他了解人民的情绪,听任事物的客观发展,因此高于拿破仑并取得对后者的胜利。 在托尔斯泰看来,俄国的前途在于“优秀”贵族和人民的合作,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但在小说中,这种结合是在面临民族矛盾时实现的,因此有其合理的地方。同时,他虽然也写到彼埃尔和安德烈所实行的农业改革,却并不隐讳农民对地主的不满心理。 小说中也反映了作者的一些很典型的偏见。例如婚后的娜塔莎表现了宗法制家庭的贤妻良母理想;库图佐夫形象表现了反对理性、崇奉无意识活动和自发的生活原则。特别是卡拉塔耶夫形象,美化了宗法制下的落后的农民,宣扬逆来顺受和不抗恶的思想。 《战争与和平》写成后,面对俄国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宗法制农村旧秩序的分崩离析,托尔斯泰企图从彼得一世时代寻找当代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承认彼得做了伟大而必要的事,但又责备他把欧洲文明移植到俄国。从1870到1873年他研究了彼得时代的大堆史料。但这项工作为《启蒙读本》所打断。后来只写成关于彼得的小说的开头部分,便转向现代生活题材的《安娜·卡列宁娜》的创作。 《启蒙读本》(1871~1872)涉及的国民教育问题,在当时也是迫切问题。托尔斯泰自称这本书的宗旨在于教育俄国“整整两代的孩子”──“不管沙皇的孩子还是农民的孩子”。这部书共包括373篇作品,有关于自然科学的,但大部分是文学方面的,思想倾向保守。而且由于托尔斯泰不同意科学的启蒙作用,《启蒙读本》反对新教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因此遭到进步教育学家的反对。他曾为此撰文辩解,并公开辩论。但《启蒙读本》确有可取之处:它摆脱了新教育学的机械方法;其中很多经过改编的民间故事都富于艺术性,语言简洁、明确、生动。特别是1875年经过他修改的《新启蒙读本》,很受欢迎,在作者生前就印行了30多版。 《安娜·卡列琳娜》的构思始于1870年,到1873年才开始动笔,原来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写成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转移,主要是写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败坏,贵族地主在资产阶级进逼下趋于没落以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不能忍受丈夫的虚伪和冷漠,追求真正的爱情和幸福。但她既无力对抗上流社会的虚伪而冷酷的道德的压力,又不能完全脱离贵族社会,战胜自己身上贵族的传统观念,在极其矛盾的心境下卧轨自杀。另一主人公列文,是作家的自传性人物。他痛心地看到地主经济的没落,寻求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希望借地主和农民合作来缓和阶级矛盾,并把这种“不流血的革命”推广至全世界。这种空想破灭后,他悲观失望,怀疑人生意义,甚至要从自杀中求解脱,最后在家庭幸福和宗法制农民的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归宿。这部作品已没有《战争与和平》中和谐明朗的色彩和历史乐观主义,人物充满着矛盾、紧张和惶恐的心情,全书闪现着恶梦、宿命的预感和死亡的阴影。这反映了“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的社会生活的变化无常和作家世界观中悲观情绪的滋长。不过,列文的紧张探索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激变前夕精神探索的加强。

  晚期(1881~1910)这时期总的倾向是: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的新认识,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戏剧、中短篇和长篇小说、民间故事,而占重要位置的则是政论和论文。托尔斯泰在50至60年代就曾写戏剧,其中《一个受传染的家庭》(1862~1864)是反对“虚无主义者”即革命民主派的。80年代起又对剧作发生兴趣。重要作品有:《黑暗的势力》(1886)揭露金钱的罪恶,同时宣扬拯救灵魂的说教;《教育的果实》(1891)以贵族和农民的不同生活方式为冲突的基础,讽刺前者的游手好闲和精神空虚,表达后者因缺乏土地而产生的强烈愤慨;《活尸》(1911)写一个觉醒的贵族因社会制度不合理而离家出走,同时揭露贵族的自私冷酷和他们的合法婚姻的虚伪性。经过长时间创作的《光在黑暗中发亮》(1911)反映作者在世界观转变后同家庭和社会的冲突,宣扬不抗恶,而剧情的发展又反驳了这种说教的无力,是他最矛盾的作品之一。 林中不显眼的托尔斯泰墓

  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4~1886)、《克莱采奏鸣曲》(1891)、《魔鬼》(1911)、《谢尔盖神父》(1912)和《舞会之后》(1911)的主题主要是精神觉醒或离家出走,并反对性爱,宣扬宗教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则是批判贵族资产阶级的空虚和荒淫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虚伪而冷酷的关系;《舞会之后》还揭露军队中的酷刑。此外,《霍尔斯托密尔》(1863~1885)揭示私有财产对其牺牲者以至私有者本人的毁灭性的危害;《伪息券》(1911)则接近《黑暗的势力》的主题。在1905年革命前夕写成的《哈泽—穆拉特》(1904)描写山民的强烈的生的意志和至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在这次革命中写成的《为什么?》(1906)歌颂波兰人民的英勇起义,揭露沙皇的残酷;两者是对当时暴力革命的反应,但就在同时写成的《柯尔涅依·瓦西里耶夫》(1905)则又重复博爱和宽恕可以摆脱邪恶的论调。 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 《民间故事》(1881~1886)大多渗透着宗教伦理思想和美化宗法制古风遗习的倾向,但却以情节紧凑、语言简朴著称。某些作品也具有积极意义,如《一个人需要很多土地吗?》谴责土地私有,《两个老头》批判私有财产,《蜡烛》反映人民的反抗情绪等。 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

  《忏悔录》《黑暗的势力》《教育的果实》《魔鬼》(应为A·H·托尔斯泰写于1916年)